煦也很好奇朱棣会说出什么政策。

　　“俺和伱说……”朱棣眼见朱高煦感兴趣，立马就开始吐露他的腹稿。

　　简单来说，洪武年间马政从朱元璋在定都金陵之初，就已经开始，不过当时的马政范围只能存在于应天等六府二州，并且主要是让百姓牧马。

　　不过这六府二州皆为长江下游的农耕区，牧地狭窄，又无专业牧民，仅以农民兼营，其数量远不足以供军事之需甚明。

　　随着战事北移，直面装备精良的蒙元骑兵，朱元璋对战马的渴求更加迫切。

　　洪武四年，朱元璋设立了专职的机构以加强对马匹的蓄养。

　　岭北之战后，意识到军马不足的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紧筹措马匹。

　　首先是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又增设了五个牧监，下辖九十八群。

　　同时，朱元璋又定下养马之法，令百姓共养马匹，并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

　　到洪武二十八年，他又下旨令“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不过这样的民间养马政策不仅拖累了百姓，而且困扰了朝廷。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开始扩充马政范围，分别于辽东、北平、山西、陕西、甘肃设立了行太仆寺。

　　太仆寺本身只管官牧，但是京城太仆寺可以在管理官牧之外，统管民牧。

　　说到底，各太仆寺和行太仆寺官牧主要为各卫所官军和军舍余丁养马，属于强加给兵卒的一项附加差。

　　屯军作为生产粮食的专业兵种来养马以抵消掉田税，这属于是变相的以政府津贴补助屯军养马，是太仆寺官牧的主体。

　　至于民牧则是太仆寺将马匹散发到民间马户牧养，有关这些散发出去给民间的马的相关事务则由太仆寺管理。

　　面对这样的局面，朱棣的想法是，设太仆寺于北京，而滁州旧有的太仆寺则是改为南京太仆寺，辖区仍是原来的六府二州，官马民牧区域尚维持在洪武年间的范围。

　　对于民牧，他重新制定了一套“计丁养马”的马政体系，整套体系就是把按“民户”分配养马的形式转变成了按“人口”数来养马的形式，同时对奖励条例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变成了“免一半田租”的政策。

　　当然，有奖励自然就有赔偿，如果种马被养死了，而孳生的数量不够就需要赔偿，虽然看似是让百姓承担了一定量的风险，但也属实情有可原。

　　毕竟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其饲养的马匹都是来自于明朝廷，也就等同于养马户的马都是白来的，所以势必就会有很多人都不重视马匹的饲养，甚至还对军马肆意劳役，造成军马生病甚至是伤亡。

　　故而，朱棣在制定奖赏条例提高养马户的积极性之余，也一并制定赔偿条例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无非就是为了提高养马户对军马的重视程度，使得其能够尽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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