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禹子谟，秦时竹满脑子都是人才的事情，没心思再想谁是黑手的问题了.

　　东北代表团的南下，坚定了江浙地方集团的革命信念，立宪派特别象张謇等人下决心抛弃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他和汤寿潜等联名通电，鼓吹共和主义，张謇控制的《时报》也逐渐由反对、观望、赞同到完全拥护革命，发表社论，郑重声明君主立宪不合时宜，革命为中国改革的唯一方略，与清政府彻底决裂。这样，东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不仅在主要领导层面，而且在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致，彼此都将对方看作朋友和可以依靠的力量。

　　立宪派转向革命，当然带有自己的愿望。首先，他们希望以和平方式达到光复独立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荡，以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免受战乱威胁，所以他们在独立时，都异口同声地强调和平革命的重要性；其次，他们想通过顺应革命来夺取和扩大实权，以防革命党人独占鳌头，在他们眼里，秦时竹等人远比孙中山来的可爱；第三，要选择新的政治领袖，防止最高权力落入革命党人之手，江浙集团一开始坚持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合会，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立宪派态度的变化对于加速清王朝灭亡起了重要作用，应变势力和稳健势力公开站到革命阵营一边，使许多大中城市拥清与反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下层民众，而且对地方各阶层人士甚至清朝的封疆大吏也产生震动，从而大大减少了革命阻力。立宪派的转变，不仅仅是抛弃清王朝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抛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转而宣传民主共和——在现实面前，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实行共和制才能恢复和平、稳定秩序，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他们的思想转变自然也带动了他们所影响的那部分民众的思想转变。

　　正是看见了立宪派的这个作用和价值，以秦时竹为首的东北集团才下大力气拉拢、说服江浙集团，为争取将来的主动，这个姿态是必须的。而且，在立宪派看来，秦时竹等人也不是天生的革命党，秦时竹和其岳父又拥有大笔产业，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经济地位上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冯国璋攻陷汉阳后，清廷传旨嘉奖，封他为二等男爵，希望他继续进攻，占领武昌。然而，当时全国已有17省宣布独立，北方京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山海关前线十分不妙。北洋军主力却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大革命形势。袁世凯看到这种局面，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并从以战为主改为以拉为主。

　　一方面北洋军军从龟山动用重炮轰击武昌，继续对黎元洪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各国列强加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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